《我不是药神》首日票房3.8亿,火了印度药?还是中国心?_万柯硼替佐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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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之前未映先火,6月在上海电影节上就已经是“千人飙泪”,7月5日上映首日票房3.8亿,豆瓣评分9.0,不管是营销还是口碑,都无疑是叫好又叫座。坊间甚至期待其最终票房超越《战狼2》。我这一篇想说的,不是影评。

故事的梗概大家应该基本都知道了,也已有很多人贡献了第一天的票房。简单来说,就是曾经卖印度神油的小老板程勇遇到得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开启了倒卖印度仿制药格列卫的“事业”,并且成了给慢粒白血病患者带来低价药福音的“药神”。但后来因为担心卖“假药”被抓,加上另一个卖真“假药”贩子的软硬兼施下转让了“代理权”。但一年过去,这个贩子因为抬价被举报逃亡,曾经的病友也断了药,濒临死亡。程勇本来已经借助代理权“转让费”洗白当起工厂老板,看到这情况再起怜悯之心,继续贩卖印度仿制药格列卫,并且不赚钱甚至贴钱转卖给病人,最后自己破产还被抓进了监狱。

但这显然不是片子的全部动人之处。真正动人的是片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悲歌,在情与法甚至命与法之间的抗争。这部片子为人所称道的,是一个个小人物的塑造。据悉,《我不是药神》整体制作成本不超过1亿元,除了徐峥,其余都算不上大红的演员。而那些动则“4天6000万”出场费的大牌们的电影产品是看不到这样动人的形象,也永远上不了票房和人心的榜首的。

这些人物的命运基本都可以分成仿制药“代理权”转让前后二个阶段来完成塑造。

徐峥饰演的主角程勇,之前卖神油已经濒临倒闭,父亲住院需要大笔钱动手术,又跟妻子离婚多年,妻子为了要孩子的抚养权带他去国外,愿意给他一大笔钱。但是他跟儿子感情很好,没有答应。可是在后一阶段,当他明知自己贴钱给病人带药,迟早破产和被抓的时候,同意放弃了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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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君饰的白血病人吕受益,在跟程勇卖仿制药取得成功后带他回家一起吃家常饭,曾说自己得病想死的时候,是看到刚出生的孩子,一下子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的。可在变故之后,正是因为吃不起药,不忍看着妻儿受累,半夜起床最后看了妻儿一眼后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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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宇饰的黄毛,自己得病吃不起药去抢吕受益和程勇的药还分给病友,程勇开始贩药事业时让他获得了新生,在程勇转让“代理权”后对他极度失望,可在后来程勇继续义务买药后又重燃希望,得知警察马上赶到时,自己驾车顶罪,却被车祸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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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这一切都是跟疾病和高价药抗争中的悲歌。来源的一切,似乎假药贩子的一句台词可以诠释:“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而这种病你是救不了的。抗癌药,只是这种病最集中的体现之一。这种抗争,体现在台词“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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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卓饰的刘思慧,为了女儿的白血病筹钱去跳钢管舞,当程勇把钱砸在桌子上时,酒吧经理却乖乖走上台子扭动起来。刘思慧和一群人在下面叫好的镜头,大家肯定印象深刻。可当她按“常理”要对程勇“投怀送抱”时,程勇由窃喜转而拒绝,没有把节操沦丧在金钱里。如果说这个时候程勇还是小善的话,后来自己贴钱救病人则是完成了向大善的转变。但在现实中的原型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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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截图

《我不是药神》的原型来自2014年的陆勇案。与电影主角程勇不同的是,陆勇自己就是慢粒白血病人,他是在为病友一起买药卖药的过程中被抓的。2013年,为了方便买药的陆勇网购了银行卡,由于交易量大被注意,导致被捕。2014年7月,陆勇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被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但在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并发布了《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至今微博上的名字还是“药侠陆勇”。而事实上在操作层面,自用和少量代买这类药品,并不会被拘捕起诉,这也算是在情与法之间,执法部门对“情”的宽容了。但与现实不同的是,影片中的主角自己并不是病人,改编剧本曾经引起原型陆勇的不满,但看过电影的人都表示理解,陆勇本人也出席了电影见面会。改编情节应该是为了使矛盾戏剧化更激烈,是电影的需要,更体现对现实的抗争。当然因此的结局也不同,这是切实的贩卖“假药”,最后被判刑五年,体现的“情”在于减刑到了三年出狱。与现实类似的是,陆勇被病友称为“药神”或者“药侠”,而电影中的病友则没一个说出卖低价药甚至贴钱的药贩子是谁,最后程勇坐进囚车的时候,成百上千的病友夹道相送,看到这个场面,电影院中我旁边的大姐已经不是饮泣而是哭出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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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格列卫

这件事、这部电影,避不开印度仿制药的话题。这里的假药可以治病,属于“假冒伪劣”之中的“假冒”而不是“伪劣”。而且这个假冒是制度意义上的。我曾经就说过,印度的经验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人会用药企研发费用高昂和知识产权保护来反对印度的做法。格列卫的前期研发费用据说高达50亿美元。如果定价低,药企很难收回成本,或者没有动力投入新药研发。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知识产权或者说专利的保护,一方面是保护知识(原创)生产者的权益,但另一方面也是竞争壁垒的一种形式。如果说像钢铁“托拉斯”这种垄断应该被拆分,药企这样涉及病人生存权利的垄断形式又为何不能削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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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诺华制药数据(来自:Fortune)

格列卫的生产商,瑞士诺华制药,2017年收入近500亿美元,净利润67亿,净利率13.6%,在2012年的收入576亿,净利润95亿,净利率16.5%。而就在2012年,120位来自五大洲、10多个国家的医生在4月25日的美国杂志《血液》上发表联名信,公开抗议治疗癌症的药物价格过高。其中最大的矛头就是指向格列卫。在2001年进入美国市场后,即使有了新的竞争药品,其药价到2012年也一度涨到了原来的3倍。波特兰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奈特癌症研究所(Knight Cancer Institute)主任德鲁克医生说,“如果每年靠卖格列卫赚30亿美元,能不能只赚20亿美元?是怎么越了界,从获取必要的利润,变成了巧取豪夺?”美国人都要抗议,其他“穷国穷人”怎可能不抗议?而类似的针对另一种抗癌药Zaltrap的抗议被《纽约时报》披露后,销售Zaltrap的公司赛诺菲立刻将该药的价格削减了一半。似乎中国没有过这样的医生集体抗议高药价的事件发生,总体上来讲,我相信医生群体和有关部门做了很多事,不过老百姓的抗议总是更直接,就体现在影片中把盒饭扔到药厂代表头上,体现在现实中的陆勇们跨越印度洋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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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杂志《血液》2012

印度的“抗争”中,政府的角色似乎戏份更多些。印度的仿制药是因为政府实施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当然这个强制许可的本意是针对公共健康、紧急状况和贫困国家而“破例”许可仿制专利药品,印度有、中国有、国际上都有这个制度,只是在应用上,印度是个突出的案例。印度政府实施强制许可的药品种类非常多,流行的抗癌药等几乎都有,使印度成为“世界药厂”,甚至产生了到印度去“医疗旅游”的专门旅游类型,就是因为印度仿制药与原药效果相同或近似,价格却只有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也使印度成为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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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代购

2012-2013年的德国拜耳公司诉印度拿特科公司一案成为印度第一起强制许可案,印度政府维持了拿特科公司的药品强制许可。

诺华最先于2006年起诉印度政府,直到2013年4月1日印度政府驳回其诉求,维持仿制许可。而这其中还有个原药和改进版的细节问题。因为原研药除了在本国的专利保护,进入别国时也要另外的专利保护期。格列卫的原研药在印度早就到期,合法仿制。而这次诉讼牵涉的是改进药——β晶型。同样,原研药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保护期于2013年4月1日到期,已经有了合法仿制药。但是,β晶型专利要到2018年才到期。而印度最高法院为了驳回它的β晶型专利,写了112页的判决书,所以此药改进型在印度的仿制从2013年起已经合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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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这种改进其实就是所谓的“常青”策略,是制药公司经常采取的一种措施,即通过略微的调整药物来不断的扩展药品专利的保护期限。是不是很眼熟?各种软件的升级更新也是一个道理,不断改版,甚至十天半月的就更新,版本号小数点后面一大串。诺华公司宣称改进型更易于人体吸收,是一次重大改进,但印度最高法院认定,这种改进型药品“不符合创新和独创两项标准”,也就是说印度法律早就“看穿”了,它不支持跨国制药企业轻微修改配方,申请延长专利保护期的做法。这种判决的影响巨大,对跨国制药企业进军发展中国家市场构成深远影响,而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癌症患者援助协会则称这是“重大的胜利”。

中国尚未执行过这种情况的强制许可。鉴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情况,推行强制许可显然将遭到比印度更激烈的攻击。但是否就没有可以作为的呢?

中国的原版格列卫其实比美国还贵,格列卫自2001年首次被引入我国后,价格曾经是23500元/盒,当时的美国格列卫约合18000元人民币,到2012年涨到3倍。而中国经过一系列的调价措施后,价格下调至11000元至12000元左右/盒,并且于2017年纳入医保目录,自费部分约2200元。

事实上这一系列变化,陆勇或“程勇”们的抗争也显然起到了推动的效果。在电影里程勇在法庭判决中除了服从判决,并表示“相信今后(高价药问题的解决)会越来越好”。影片后面对这些变化进行了文字旁白。

但真正可以做的努力都做了吗?印度的案例不要借鉴吗?有三个方面可以考虑。

一是仿制问题。事实上很多严肃的观点依然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专利一方面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影响知识的公共传播,这在国际上都是有各种声音的。也就是对专利的保护限度要做考量。如前所述,专利也是竞争垄断手段,专利企业采取的“常青”策略是否合理呢?而且,之前一些药品专利到期也没人仿制,只是国家近年才更多的“提醒”。统计显示,近年印度获批的仿制药申请,约占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的1/3,暂时性批准约占近40%。印度和泰国都有从国家层面与国外药企大公司交涉,以保护本国患者充分享有仿制药。可见,印度的仿制药很多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合法的,而且,具有交涉空间。

二是关税问题。国际药企一向强调专利保护的合法和企业的利润追求,认为政府责任在于应该降低关税,医保制度应该更多补贴患者。在发达国家,这些医保更健全,首要的就是有这个能力。作为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先进者,中国的位置就比较特殊了。医保范围不可能一下全面包办,只能随着国家发展一步步来。又不能像非洲那样的贫困国家具有合理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那么降低关税似乎很关键。中国已经宣布,从2018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此前,中国进口制剂的关税税率为4%~6%,进口抗癌药品关税降至0,也只有4-6个百分点,与药价相比实在很低。

三就是定价的问题了。

这里有个“单独定价权”问题。在国外如美国,在专利保护期内只有一个产品,也只有一个价格。当药品的专利过期时,专利药的市场份额将迅速被仿制药占领,而仿制药厂商所生产的药品价格则通过公开的市场竞争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低价位。然而在中国,药品价格体系非常复杂,即使专利过期,仍然存在发改委等部门对于仿制药的最高限价,还有一部分药品具有单独定价的权利。也就是说,过了专利期,专利药价格可能依然远远高于仿制药。而关键是,患者与医护相比通常处于信息不对等状态,大部分会相信高价的、进口的(原研药)效果更好,而医生医院也更愿意“建议”使用。而事实上有调查分析认为,专利药和生物等效的仿制药之间血液吸收的平均差异通常是3.5%,远小于最低标准,起码这种微小差异跟药价差异是不符的。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也牵涉到“以药补医”。一时还有很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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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谈判降价的抗癌药

另外就是外商的药品定价。2017年通过国家谈判,几十种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场价格,大大减轻患者负担。其中包括抗癌药的赫赛汀(治疗乳腺癌)降价55%、万珂(多发性骨髓瘤)降价70%等。这是国家发挥交涉和谈价的结果,是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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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来自预告海报

在《我不是药神》中,有个程勇到印度买药后,街头上烟雾弥漫,一尊女神像在烟雾中浮现。这个女神黑皮肤、吐着舌头,多只手臂拿各种武器,十分骇人。这尊女神是迦梨(Kali),湿婆大神的妻子——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愤怒化身,杀死了为害人间的恶魔。迦梨在不同教派中有不同的含义。而剧中的可能是Raksha Kali,是对抗流行疾病和干旱的形象代表。而街上的烟雾是人用烟雾发生器喷出来的,是为了街道等公共空间的消毒除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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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度国家博物馆看到的Kali女神像,12世纪南印度造。现代绘制的Kali画像或塑像更多手,更骇人

在剧中还有一位重要的牧师角色,每当他说到“God bless you”的时候,影院中不时会发出笑声。特别还有程勇乱把佛教谏言说成基督教的话。我想这都是一种隐喻,在这些病人困难之时,能救他们的不是神,而是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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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专利保护与价格、公共健康等之间的矛盾与平衡,是仿制药话题的内在问题。这些又被《我不是药神》提到风口浪尖。现实中,不可能每个企业或者富有的阶层都像程勇那样贴钱帮助癌症患者,那样也不可持续。但是,这里重要的是——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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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同理心是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灵桥梁。尽管很多人富有了,可还有很多人在艰难为生活努力。在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对于印度,很多国人一提起来印象就是环境差、落后、公共治安差还有边界纷争等等。甚至到印度旅游都成了很多国人不屑的去处。这里又会有人把专利保护对于仿制药的诟病也作为一项印度的减分项。但到了不得不买仿制药的国内患者眼里,印度可能也成了他们的迦梨女神。现在国内常常可以看到听到“日常黑阿三”的例子,似乎成了一种风潮。其实中国以前、哪怕是现在又何尝不是更先进的欧美国家嘲笑的对象呢?后发的国家一样要发展,采取的路径和方式不一定一样。就像抗癌药这个例子来说,国人恐怕也没有什么嘲笑印度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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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泰姬陵

最后要说,《我不是药神》这部片代表的类型是更加现实的题材。我认为这是最可贵的。有声音认为这片子能过审都不容易。这代表一种好的变化趋势,代表中国电影关注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态度都更积极。中国电影最需要的不是那些花钱堆出来的商业视效大片,而是更能击中人心的东西。中国人有两种声音想喊,一种是像《战狼2》那样喊出自信,一种是像《我不是药神》这样喊出憋屈。

坐等更多的国产现实题材好片,静观《我不是药神》票房纪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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